如果说1998年是文学期刊突围的酝酿年的话，那么1999年就是文学期刊改革的尝试年了。许多家省级文学期刊纷纷调整、变革办刊宗旨，围绕读者的需要和市场的需求设置栏目、组织稿件、精心装帧，给沉闷的文学期刊界带来了新的活力和生机。但一年过去了，新的一年开始了，文学期刊的改革却“人喊马叫”而来，“偃旗息鼓”而去，规模不小的改革遭受到了挫折。你从街头的一个个报刊亭子的橱窗上可以看到，琳琅满目、花花绿绿的报纸刊物中，生活时尚类的报刊越来越多，而文学期刊只有原来的一些老面孔，譬如《当代》、《收获》、《十月》，譬如《小说月报》、《小说选刊》，这些刊物在1999年并没有什么改革，它们是以自己的“牌子”和实实在在的作品稳居市场的。而这两年折腾得很凶的《北京文学》并没有挤进报刊丛中，思想新锐的《天涯》也难得看到，别的期刊就更不待说了。
文学期刊改革的受挫，首先是社会大背景、大气候使然。市场经济的逐渐形成与发展，使人们的生活变化很大，文化生活，在不少人眼里，变成了看看电视“肥皂剧”，唱唱卡拉OK，翻翻生活时尚报刊。心平气静地捧着一本小说或是散文、诗歌书籍，去享受那种精神的探险和遨游的人，已成为少数人的事情。文学离大众的日常生活越来越远，或者说大众已越来越不需要文学，已成为转型期时代的生活现实。此外，文学期刊改革的受挫，也源于期刊自身的诸多“症结”。有论者指出：“说去年的小说创作萧条惨淡，不能算是言过其实危言耸听。”这话说在了文学的点子上，也说到了文学期刊的“痛处”。对于绝大多数文学期刊来说，小说是赖以支撑的“栋梁”，栋梁不坚实，无论你玩多少花招，刊物也难以立足。不管你的读者定位怎样准确、鲜明，没有相应的好作品，一切都是白搭，文学期刊的一蹶不振，作家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。
应该说，文学期刊的编辑们，在1999年是尽了自己的努力了，他们的突围也各有各的招数。走大文学的路子，突出刊物的思想文化性，是许多家文学刊物不约而同的选择，但最终的效果并不尽如人意、甚至出人预料。《小说家》原本专发小说，1999年伊始却把重心转移到了文学史学和文化史学上，提出了一个宏大而响亮的口号：“为20世纪中国文学结账。”开辟了“中国小说奖批评”、“百年屐痕”、“坐看沧桑”、“风雨如故”等栏目，推出了一些引人注目的文章。但办了几期，不仅失掉了许多固有的读者，且遭到多方非议，导致中途夭折，主编易人，又改回了“中短篇小说仍是本刊的主打精品”的老路子上。向先锋文学靠拢，也是1999年文学期刊的一大动向。《芙蓉》去年年初明确宣称要办成一份具有先锋性和探索性的文学艺术刊物，排出的阵容也多为新生代作家，据说发行量有所上升，但终敌不过《收获》、《花城》这些老牌刊物，尚未形成大气候。《作家》是一份坚守多年的扶植“先锋派”、“新生代”作家的前沿刊物，但苦心经营，读者群依然难见增加。面向底层读者办刊物，是1999年文学期刊的又一种走向，比如《山西文学》1999年想把读者定位在乡镇、农村的知识青年上，虽然取得了一些成效，但与原来的设想差距尚大。
《上海文学》在1999年的封底广告上，不无悲壮地声称：“无论面临怎样的艰难困苦，《上海文学》的承诺不变：叙述一个真实的中国，拓展严肃的文化空间，坚持纯文学的编辑方针”。看来，文学期刊艰难而漫长的变革与转型，只能拖到下个世纪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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